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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2   阅读:167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二十世纪的近代中国,“全球在地化”,或者说“在地化”与“本土化”颇为成功的一个学术教育机构,当属1914年成立后进入中国、1950年退出中国,1980年又受到中国政府邀请而重返中国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该机构隶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14年至1949年期间,除了为在华教会及中国的国立、私立大学,如燕京、东吴、金陵,以及清华、南开、中央、云南等大学提供资助之外,还创办和主持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以下简称协和)。由于洛克菲勒家族是其时世界首富,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金,能够招揽最优秀人才,故该校在1930年代初就被认为是东亚地区设备最完善、治疗条件最优渥、国际认可度最高的医学教育机构。

  再可以证明协和卓越的,是在今天中国大陆该校仍然是最顶级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尤其是在经历了1949年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以及置身于当下中共执政当局恪守的“反美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同于二十世纪美国人在华创办的诸多高等教育机构,如“燕京”、“金陵”、“东吴”等,当今都已湮没不彰;唯有协和由“中国协和医学院”(1951)、“中国医学科学院”(1957)、“中国协和医科大学”(1959)、“中国首都医科大学”(1985),于2007年5月18日正式恢复为其最初“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名。

  这里原因可能会有多方面的,但如果仅就“在地化”与“本土化”的办学理念来看,如燕京、金陵等,犹如英美的Liberal Arts college,四年制的本科教育目标在于提升学生品味、气质、格调和风度的「博雅」教育,而非现代意义精深专业科学研究。协和的学生则须经历八年专业训练(三年预科,五年医学专科)。他/她毕业后如果有幸留在协和任教,通常会得到丰厚资助而前往欧美留学最重要的医学院校和研究所留学两至三年。这也使得协和走出了中国现代科学医学(science medicine),或现代生物医学(biomedical medicine)几乎所有分支科系的奠基人、创始人及领军人物。如果刻意抹杀协和曾经的这段辉煌存在,势必会让所有这些专门医学科系迷失自已赖以维系的学脉和传统,更无从由此催生出继往开来的光荣和梦想。

  本文期望通过梳理曾担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在华代表(resident director)、协和实际主管的美国人顾临(Roger S. Greene,1881-1947),与后来担任协和董事的胡适之间的学术互动,探讨协和这样一个在资金、学术和教育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相当部分教职员来自美国的医学精英教育机构,在1937年前的中国是如何“在地化”和“本土化”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缘由,在于其时协和在管理方面叠床架屋,权力运作颇为复杂。具体说来,协和管理层有设在北平的校董事会(1929年4月后华人成为多数);还有设在纽约,且全部由外人组成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三个决策机构之间的沟通、协商乃至博弈之下,作为推进协和“在地化”的顾临,以及作为推进协和“本土化”的胡适,俩人如何相知、相处而进行有效地交往和沟通,在迄今为止的中英文之相关研究中都没有论及。

  顾临于1881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韦斯特伯勒(Westboro),父亲是最早一批前往日本的传教士,后被明治政府聘为高等教育的顾问。在日本长大的顾临,家庭环境相对开放和自由。1901年,顾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翌年获得硕士学位,此后担任过美国驻里约热内卢、海参崴、长崎、神户、大连、哈尔滨和汉口的领事、总领事等职。其时的美国尚未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很多地方的领事是由略晓当地语言的商人兼任。

  顾临作为美国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外交人士,通晓西班牙语、俄语、日语和汉语,是美国外交官中为数不多熟悉东亚事务的国际法专家,并对中国有相当的同情。 1910年冬哈尔滨鼠疫肆虐,被清朝政府紧急派往该地主持防疫事务的伍连德,拜谒了俄、日、英、法、美的五位总领事。他得到的印象是:由于俄、日对东北都怀有强烈的侵略野心,这俩位领事说起来虽都愿意帮助防疫,提出的举措却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意向(appeared too politically-minded)。伍连德说:英、法领事则是目空一切地嘲笑中国官员处理事务的能力;唯独顾临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疫情,称自己理解中国面对的巨大困难,并表态将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

  顾临入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之后,辞去汉口总领事一职。其时他只有三十二岁,之所以毅然离开前景看好的外交官岗位,原因有三:一是在东亚外交事务的诸多方面,他与华盛顿国务院的官僚们意见不合而颇感压抑;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出的薪水比外交官高出许多;第三是最重要的,即出自传教士家庭的拯救情结,顾临一直矢志于中国、日本的现代化,愿意献身于为推进中国文化和学术发展的人道主义事业。 这当然与胡适的理想颇为契合。俩人私交之密切,可见于胡适在1920年9月4日的日记,称顾临来函托他为哥伦比亚大学寻觅一位中文教授。胡适的想法是:“遂决计荐举我自己,我实在想休息两年了”。

  1921年9月14日下午,胡适应邀代表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而参加了中华医学基金会在北京举行的协和医学院之开幕典礼。此次庆典之隆重,参加之人除了声名显赫、世人瞩目的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 Jr.)之外,还有来自日本、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爪哇、朝鲜半岛、菲律宾,加拿大、法国和美国医学界的头面人物;英、美、法、日等国驻北京公使,北洋政府相关部委的代表;在华教会医务传教士的代表;以及自1917年以来通过严格考试而被招收进协和的学生。四时整,六百余人的队伍缓步前行在绿色琉璃瓦的宫殿屋顶之下,经过竣工不久、美丽壮观的解剖、生理、药理实验室、图书馆的古典式建筑,鱼贯进入当时在北京能够容纳最多人数的东单三条胡同的协和礼堂。

  这可以说空前绝后,因为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所医学院的开业典礼,能够邀请到如此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医学权威、名流和外交高官。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典礼极严肃,颇似欧美大学行毕业式时。是日身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大多数皆博士服,欧洲各大学之博士服更加浓丽壮观。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古代朝服上朝,不知视此如何?)”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胡适还评论了来宾致词。他认为代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时任外交总长颜惠庆的演说,“尚可听”。 可以理解的是,颜惠庆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在上海长大,1895年赴美留学。他于1900年获弗吉尼亚大学的文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接着出使美国并担任过清政府的外务部左丞,涉外历练相当丰富。颜惠庆在致词中高调赞扬了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的协和,将对中国医学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并预言华人“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科学的治疗。”这与同样留学于美国的胡适,有颇多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之处。

  再可以看出胡适对协和未来发展的期待,是认为“在地化”或“本土化”,绝非回归中国传统的。是对于时任内务总长齐耀珊、教育部代理总长马邻翼的致词,胡适说:“就不成话了”。这可能由于齐耀珊、马邻翼没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致词中较多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中过举人,仅在日本速成师范科公费留学一年的马邻翼,在致词中称慈善医疗在中国汉代就已出现,历史上的东西方医学理论和实践并无多少不同。再让胡适感到不可理喻的,是马邻翼期待协和 “能够同时运用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科学,发现新理论,为医学事业做出伟大贡献。”

  对于洛克菲勒二世的致词,胡适在这篇日记中的评价是“罗氏演说甚好。”这份演说的主旨,是强调西方医学应努力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最终应由中国人接管,并使之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洛克菲勒二世希望协和的未来发展,应朝向“即使不是所有教职员的职位都由中国人担任,其大多数职位,也要由中国人担任。”或许,洛克菲勒二世是想减轻经济压力而讲这番话的。因为就创办 协和来看,基金会最初购买土地、修建楼舍、添置设备、仪器和图书的预算是一百万美元。然而,开工之后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汇率急剧浮动和原材料价格迅速攀升,最终基金会投下了七百多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八千多万美元)的巨款,方才有了这样一个阶段性成果。

  基金会高层也曾犹豫再三,反复讨论是否还要继续这个烧钱太多的项目;但考虑到既然已经投入,如果半途而废就会使此前所有巨额投入付之东流,只能别无选择地忍痛前行。正是鉴于经济负担过重,基金会原想在上海再创办一所医学院的规划,此时被无限期地予以搁置。所以,洛克菲勒二世在这篇致词演说中呼吁:虽然该校目前的经费,来源于创建机构的拨款;但他期待有一天,“除了这项拨款和学费外,学校获得的资助将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级别的医学院校一样,源于中国人的捐赠及政府的资助。”

  作为外人的胡适,不太会很清楚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内部经济困窘,可能更多只是从国人自主主持医学科学进步的期盼,充满憧憬地解读了洛克菲勒二世的致词演说。他在日记中还写有“演说词大概此间有人代他做的”。由于没有直接数据,胡适此时所写在北平的大概“有人”,我们虽不能大胆推定这是既与胡适有密切交往,又前后左右地陪同洛克菲勒二世的顾临,却可以说此致词演说的主旨乃是他长期鼓吹的理念。不同于那个时代拥有太多强烈种族优越感的在华白人,顾临一直认为中国人能够管好自己的国家,并主张外来机构、外来事物应尽可能“在地化”和“本土化”。

  这还可追溯到顾临担任海参崴领事期间,一些美国商人面对俄国人的蛮横无理而束手无策;他则目睹德国商人在同样恶劣条件下,由于熟悉当地语言、风俗和习惯,仍然能够大力开拓市场而取得不菲的经济收益,故大力主张美国商人尽可能地融入在地社会。后来顾临到了大连、哈尔滨的任上,又热情鼓吹实行当地代理人制度的英美烟草公司(the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洛克菲勒旗下的美孚石油(Standard Oil of New York),认为是美国公司在当时东北开拓市场商机的最成功典范。此外,他还反对列强迫使中国政府任命更多外国人管理海关,认为这会雇佣一批懒散的洋人而白白耗费中国人的钱财。他相信中国人能自己管好海关,并还可以减轻由于支付高薪而带来的巨额财政负担。

  1905年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在1921至1928年期间担任协和院长。他与顾临的关系,紧密无间,并也是胡适的好友。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与胡恒德的多次交往。1922年6月24日晚上,胡适被邀请到时任北大英文系教授,也是北平新闻评论人兼记者的柯乐文(Grover Clark)家的饭局,客人中有胡恒德。胡适写有:席上多爱谈论的人,“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我们更高谈。” 两天后,即26日一时,胡适应胡恒德之邀,专程去协和与之共进午餐。陪同之人还有时任该校董事、董事会秘书的恩卜瑞(Edwin. R. Embree)。胡适写道:“席后此君报告医社的计划与进行,他们有三大计划:(1)研究,求医学的新发明;(2)教育,训练医学人才;(3)传播医学知识。”

  再至1924年5月21日,胡适因为一年假期而前往上海、杭州等地,直到11月30日返回北京。在这段期间里,他与胡恒德就协和未来十年发展规划进行了数次交谈。胡适表示中国人欢迎协和的工作,因为该校显而易见地提供了非常卓越的教学和科学标准。胡适还称赞协和对中国雇员没有种族歧视,并对宗教事务抱有颇为宽大的态度(没有强迫性的宗教课程)。再对今后十年的发展规划,胡适建议协和应扩大对古代东方药物的研究,强调不仅仅因为这项研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且还可以将之作为一个工具,“在医学中把东方和西方、科学与实证论联结起来。”

  顺着这一叙述面相,我们或可将目光延伸至19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资助美国的远东研究。胡适虽表示大力支持,感到遗憾的却是,该基金会资助的一批美国汉学研究者,中文能力太差而在中国研读时间太短。胡适建议基金会加大投入,一次性地提供四年、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奖学金,让那些矢志汉学的美国年轻人在有学问的中国教授指导下,接受一些关于文献书目资料的基本训练,以使他们返回美国之后能够担任那些领导性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和艺术系科的主任。

  就其效果来看,胡适的呼吁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响应。1938年的基金会年度报告,谈及该年度将给哥伦比亚、芝加哥、康乃尔、普林斯顿等大学的远东研究提供大笔资助时,报告举出了时任驻美大使胡适最近的一次讲话。胡适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拥有比炮舰更为有效和持久的影响”,这份年度报告接着说在此认识之上,很少有人会不同意,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智慧地理解双方所做出的贡献,即每一方对另一方都能够做的贡献。基金会因而不应忽略与在地文化相互交流、进一步融汇的价值。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规定在华外国人主持的私立学校,外国人充任董事人数不得过半,董事会主席须由中国公民担任。协和董事会成立于1915年,十三位董事中有六位来自于1906年最初创办该校的六个教会的代表,另外七位是由中华医学基金会任命的美国人。后来协和增加了一位中国董事,即曾担任过清华校长(1913——1918年),此时担任的是负责协调处理美国庚子赔款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委员会总干事的周诒春。

  按照国民政府的法令,外国的私立大学如果要进行登记注册,须先在董事会里大幅增加中国公民之人数。这让那时担任代理校长的顾临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协和章程规定十三人的董事会,如果增加六位中国公民,意味着相同数量的原任外国董事必须辞职。在讨论协商过程中,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人倒挺爽快,教会之人则不很情愿。顾临后来谈及做两位教会人士的工作时,说:“他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如果硬行劝其离职而会显得没有礼貌(ungracious)。”

  1929年4月10日,协和董事会年会在纽约召开。会议通过了更换校董事会成员,增加中国公民人数的决议。与会者接着对继任董事人选进行了讨论和投票,胡适的提名遭到了美国长老会代表布朗(Arthur J . Brown)的质疑而未获通过。在被问及对胡适的印象时,让布朗早已心存芥蒂的,是两年前胡适刊发在《论坛》(Forum)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与基督教》(“ China and Christianity”)。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中国开始现代化,“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将成为一个问题”。

  胡适称在华教会的传教最有用的部分,是将现代文明引入中国而非传播福音——即创办医院、学校、反对鸦片贸易等文明开化,并使中国民众开始有了国家意识,兴起了民族主义思潮。胡适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提供了关于普遍主义和虚无主义,以及不可知之论的文化背景,致使此时到处爆发了反基督教运动。这对于天生就是异教徒的中国民众来说,教会原来想象的“‘基督征服中国’看上去已经烟消云散——也许会永远如此。” 的确,胡适在此时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自已对传教的基本看法,即“我们所希望的,乃是罗克斐洛驻华医社的一种运动,专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不要含传教性质。”

  布朗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会人士,被称之为“传教士政治家”(missionary statesman)。他年轻时曾在全美传教,后来到世界各国游历,考察传教事务。他1915年就已经被选为协和董事,到过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并就中国的考察写了十七册日记。在此次关于增设中国董事的会议上,布朗说印象中的胡适这篇文章,虽不是对在华传教士及其工作充满敌意,但仍然觉得对持有这种看法的胡适,并非是协和这一既要传播科学,又须坚持基督教教义目标的理想董事。

  至于说起布朗之所以对传教情有独钟,那还得追溯到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创办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六个基督教差会谈判收购时,洛克菲勒二世承诺要与教会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他保证该校在招募教职员时,除了科学能力之外,还会考虑其人是否拥有基督教“最高尚的理想”。洛克菲勒二世后来多次郑重保证:“我们非常赞同传教士的精神和出发点,在不违背医学院之目标,即最高科学水平和最优质医院服务的前提之下,希望尽己所能,把传教精神发扬光大。” 所以,布朗在此次会议上义正辞严地援引洛克菲勒二世的承诺,提醒董事会成员对此要有特别的重视,称胡适 “用这种方式理解现代医学之人,将不会被董事会视作应当被尊重的一位成员。”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顾临私下做了说服和沟通工作。两天之后(4月12日)他收到布朗的信函。布朗说如果在会议上没有被直接问及,他不会谈论胡适博士的。好在,他已经注意到胡适对在华传教还有赞许和认可,故愿意接受顾临对其能力的判断,并表态将 “不会投票反对他”。 4月17日,顾临回信表示感谢,称同意布朗的说法,即如果仅从这篇文章来看,读过的最初印象肯定是不佳的,但需要为胡适辩解的是,其抨击的是基督教机构的某些不利影响,而非基督教教义本身。顾临说:“我非常欣赏您对此事心胸宽大的包容态度。”

  当然,顾临力挺胡适,并非仅仅出于个人情感,这应当是协和管理层的一致看法。如1925年2月,胡恒德撰写与胡适在上海交谈的备忘录中,称胡适向有勇敢、真诚和坦率之声望,且不吹毛求疵和尖厉刻薄,是中国年轻一代知识界中最充满活力的领导人。胡恒德还说他虽不是基督徒,却没有什么反基督教的情结,或强烈的民族主义。胡适从不排外和抵制西方文化,尽管不是科学家,却受到关于哲学研究的科学训练。胡恒德在信函中最后强调:胡适虽然与很多协和人相识,“却与协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和联结。”

  回到北京之后的顾临,于7月5日主持召开了协和新一届董事会,主要是在地中国人参加。在写给中华医学基金会在纽约总部的报告中,顾临说按照纽约的习惯,会议对所有需要讨论的事项经过了认真准备,开得非常成功。再让顾临感到满意的,是与会者对讨论事项充满了兴趣,且于中国各方消息颇为灵通,故相信这届董事会将会比其前任能更有效地处理当地事务。顾临还报告说就如何保持协和的基督教特质,他没有什么更多的建议;而就什么是科学,这次董事会也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至于在此次会议上,胡适何以被全票通过为董事,顾临解释说是由周贻春提名,罗炳生(E.C. Lobenstine)联署的。

  需要稍做说明的是,罗炳生与布朗同属美国长老会,时任在华影响最大的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总干事,负责协调各差会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和教育事务。顾临说罗炳生的看法是:胡适几次被邀请担任基督教教育委员会(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顾问,出席过委员会的会议,并作为朋友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罗炳生把胡适 “描绘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邪恶的勇敢批评者。”

  胡适当选董事之后,协和正着手筹办在教育部的登记注册之事。这本是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之后,收回教育主权的一项重要举措;此时却正值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有些地区发酵而演化成声势浩大的排外骚动。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件,是1926年11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尽管该地的湘雅医学院早已由中国人接手,由于最初为美国医务传教士胡美(Edward Hicks Hume)利用耶鲁资源创办,再以一批外籍教授在该校任教,遭到激奋民众暴力冲击而不得不被迫关闭。

  虽则,此时美国的在华教育机构拥有治外法权,但面对层出不穷的类似事件,美国外交官表示无力一一进行干预。1928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A. MacMurray)致函美国国务院,称当时的排外事件不同于其此前的经验和判断,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于宣示主权和控制外人,有着愈来愈多的热情。这些官员中有的人,过去微不足道,或不具备担当该项职务的实际能力,鲁莽地行使此时忽然拥有的权力,全然不顾外国人的权益,及将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马慕瑞不无沮丧地说:鉴于中央政府仅仅名义上控制了一些省份,使馆及领事们要想实际维持美国利益,“不仅十分困难,且几乎不可能。”

  1928年6月,国民政府掌控北京之后,不断敦促协和尽快注册登记。1929年4月,顾临向中华医学基金会报告说:如果置之不理,势必会激怒当局,致使其多年来与当政者的良好关系毁于一旦,进而伤害到协和期望将来影响政府医学教育的远景规划;如果同意注册,虽然会得到当局承认,申请免税进口医疗设备、药品等;但意味着放弃治外法权,服从中国政府的管辖。

  顾临需要请示纽约上司的是:如果登记注册的话,协和将修改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注册时的章程,内容包括将名称“北京协和医学院”改成”北平协和医学院”,并再将中国董事人数再增至董事会的三分之二。 再至9月16日,顾临致函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问能否前来北平参加讨论修改原有章程的董事会会议,以便能够通过教育部的登记注册。四天之后(20日),胡适回复顾临,说近来与教育部长蒋梦麟交谈多次,印象是关于协和这样学校的登记注册只是过一个手续。胡适的解释是:当局认定需要认真登记注册的,是像他担任校长的那类新成立的私立大学。

  胡适在这封信中还表示如果顾临想要了解进一步的信息,以及政府对协和的态度,他愿意致函蒋部长来沟通此事。9月24日,顾临致函胡适,说很感谢他的情况通报,称自己也经常通过时任协和校长,大多时间在南京的卫生署次长刘瑞恒与蒋部长联系,以更好了解国民政府对待外国在华私立教育机构的态度。 1930年1月31日,返回北平的胡适参加了协和董事会,讨论修改章程和注册登记等事项,会上的感受是“这让协和很为难”。 5月21日,教育部批复协和的登记注册,该校成为被中国政府认可的私立大学。

  对这些注册登记过的外国大学,胡适就像看待教会大学的燕京,认为校长由国人担任,且不再以传教为目的,还已经招收和培养中国学生,重视中国的文史教学,故应受到中国政府、当地社会给予中国大学那样同等财政补贴和捐赠。 他敦促中华医学基金会,协和当尽可能地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最大程度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以便更多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优惠。一个具体例子,是胡适注意到协和将英文作为工作和教学语言,常常被中国政府和社会批评。

  就协和方面来看,这其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不得已——因为那个时代既没有太多医学方面的中文出版物,也没有太多与英文相对应的中文医学专业名词。包括一些华人在内的教授担心,如果采用中文教学,学生无法接触到最新的医学成果,教育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然而,当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后,面对的绝大多数病人是不懂英文之中国人,因而带来了在医患之间难以沟通的问题。作为董事的胡适力推协和逐渐分层次地采用中文教学,先在护校的教学中改用中国文字,认为由此“可以减低教学困难,可以提高程度,毕业后应用范围也更大。”

  一个可以说明其时协和“在地化”较为深入的事例,是顾临帮助胡适所在的北大向南京国民政府争取教育经费的事例。1930年底,胡适返回北大任教,随即就为该校急剧颓败而忧心忡忡。北伐之后中国政治中心移至南京,不少曾在北大任教的学者纷纷离开。更糟糕的是该校经费严重短缺,教授的最高薪酬每月三百元,不仅不及政府部门的一个科长,且还经常因为欠薪而不能按月领取。于是很多教授不得不去外校兼课,且长时间里还没有正式校长。胡适就此沮丧地写道:他们这些还在北大坚守之人,对被任命为校长的蒋梦麟迟迟不肯前来就职而表示谅解。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朋友和同仁们的百般劝说之下,临危受命而出任北大校长,翌年7月就面临来自政府的经费断供,发不出教授薪酬的困境。1931年10月21日,从胡适处得知此消息的顾临,遂即致电由国民政府延揽为负责国联(League of Nations)对华技术合作事务的负责人,国联秘书处卫生股长拉西曼 (Ludwik J. Rajchman)。此时拉西曼正帮助国民政府筹建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关系密切。顾临在电报中说北大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政府的经费,请拉西曼与宋子文就此事进行交涉。

  顾临的电报语气相当严厉,称拉西曼应该敦促南京政府从政治方面考虑事情的严重性。如果连北大这样的学校都被轻视,势必会让政府失去教育界的信任。顾临强调:“把北京的国立教育机关从目前的悲惨处境中拯救出来,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这比任何军事开支还重要,甚至比救济汉口水灾还更迫切。” 此外,顾临的强硬底气也来自于拉西曼任职的国联与罗氏驻华医社,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毕竟,国联是1920年由英、法为主导而成立的,主要成员是当时还没有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疮痍、经济十分窘迫的欧洲诸国。

  由于国联组织机构松散、经费匮乏,很多经济技术合作的援助项目,不得不仰赖此时全球最大的跨国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资助。如1925年2月,该基金会为国联在新加坡成立的远东传染病防疫局(Anti-epidemic bureau of Far-Eastern),捐助为期五年工作经费的十二万五千美元;随后又为中欧的卫生防疫,以及日内瓦国联的图书馆和国际卫生中心捐赠两百多万美元。拉西曼也一直希望就国联的中国技术合作项目,与资金看上去很充裕的罗氏驻华医社、协和进行合作。两天之后(10月23日),顾临收到拉西曼告知宋子文同意拨款的电报。翌日(24日),顾临回电表示感谢,还说他已经与拉西曼派往北平考察的两位国联专家见过面,此时正等待他们前来协和进行现场考察。顾临期望关于这笔拨款的“部长命令能够早日执行。”

  几天后,顾临收到胡适的来函,得知国民政府下拨的这笔款项,仅是北大半个月的经费,再为了这笔本应正常拨付的款项,身为校长的蒋梦麟还不得不专程前往南京游说。 11月2日,顾临致电拉西曼,尖刻地抨击政府拨给北大的这点钱,虽然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却没有实现政府决心维持重要国立研究机关的运作,恢复大学和知识界的信心之理想。让拉西曼有点无法接受的,是顾临针对其紧锣密鼓想要以在江、浙两省创办若干“实验区”的设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建议的新机构,如同经济委员会的前途,不能不使人悲观。” 六天之后(11月7日),顾临又一次致电拉西曼,再次抨击政府未能给北大拨足经费而使之不悦。

  翌日,拉西曼回电顾临,说已将其电报的意思转告给宋子文,并愿意就此事说些他个人的意见。拉西曼劝诫顾临不该一味苛责政府,应注意当下世界性经济危机,自夏初以来欧洲许多城市的公职人员没有领到薪水,教育和科研机构大幅消减经费,中国本来就很贫困,目前经济危机更造成了国库奇绌。在这封语气犀利的电报结尾,拉西曼说:“请对一个顽强的乐观主义者出自最友好精神的率直加以原谅。” 正是由于顾临把与拉西曼的来往电函,一一抄送给了胡适,深知内情的胡适后来追述道:“那时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

  对于此次帮助北大争取经费之事,我们似不能简单认为这仅出自于顾临与胡适的私人情谊,而应看到此时的协和与在地中国大学已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互动颇多、颇巨。不久前的日军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即,致使北平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学生抗议运动中心已不稳定。在收到上述拉西曼劝诫电报的 第三天,即11月11日,顾临又致函在南京的兰安生(John Black Grant),请他游说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卫生署长,也是协和名义校长的刘瑞恒,晋见宋美龄而非正式地谈谈关于给北大足额拨款的问题。顾临写道:“毫无疑问,学生若是得到好的教育,教师不是抱一种不满情绪而教学,学生就会更守秩序。”

  如果将时间再往前追溯一点,吾人更可以理解顾临的忧心忡忡有自来也。9月21日北平全市学生佩纱志哀,形势骤热紧张而一触即发。北平市府急忙召集各大学校校长及军警座谈会,议决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出面劝说学生不独不停课,“且对于主要科目,由教员劝导学生,切实用功,以求教育救国之意”。 尽管如此,七天之后(9月29日)的北平,仍然举行了主要由学生参与的大规模抗议游行,据说人数超过二十万。协和学生与另外几所在北平的学校,属南路游行队伍,由出发,“经前门南行至珠市口,折西经驿马大街至宣武门”。

  激进人士还讨论成立统筹此类抗议游行运动的全市教育文化界联盟(League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发函邀请协和教授们参加。9月29日,协和教授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该如何应对。此时教授会中华人已占多数,表决时除一位华人教授投反对票之外,其余都是赞成予以回绝而不加入这类政治性团体。决议稿由留学美国、病理学教授,后担任教务长的林宗杨主笔,还有留学美国,病理学教授胡正祥的副署。

  接着顾临就此事征求胡适的意见,说教授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议,是认为协和乃科学及人文教育机构,理应保持大学专心治学的传统而避免过多卷入现实政治事务。协和不应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德国教授发表拥护战争宣言,从而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胡适当即表示理解协和教授会的这一决议。过了一会他打电话给顾临,说刚与蒋梦麟博士讨论了此事。他们的意见是在这个联盟没有进一步行动之前,协和最好不要做出任何官方回应;如果做出回应,在当时群情激昂的环境中,这很容易会被过度解读而引发政治纷争。

  实际上,这也是胡适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对抗日运动的基本态度。直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前,胡适不主张“主动”对日作战。作为一位自诩服膺科学、理性之人,胡适认为此时落后、贫穷的中国“没有能力抵抗”,希望更多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以获得能够争取更多胜利的“准备时间”。顾临与胡适在这一点上同声气求,即除希望在协和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尽量不耽误课程和专业研究之外;他同样认为此时的中国无法与日本抗衡,需要更多时间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如果需要进一步佐证,我们或可将目光延伸至193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移送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而准备进行司法审判。消息传出之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爱因斯坦联合罗素、杜威等英美知识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呼吁对这七人无罪释放。组织者也曾质询顾临是否愿意联署签名而遭到了其拒绝。鉴于其时美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曾在日本、中国东北担任外交官的顾临,认为当务之急是美国应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尽可能避免战争爆发。

  再与协和医学精英教育的“在地化”和“本土化”相关,是胡适基于就现代精深专业研究之向往而对协和极力推崇。毕竟,自协和自创办以来,医学精英教育模式之“豪华的环境和便利的设施(such luxurious environment and such abundant facilities)”, 遭到来自各方的严厉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协和必须惨淡面对的,不只有南京国民政府专门部会的巡视、约谈和训令,平津地方小报就协和抽血、解剖大肆渲染的负面批评;且还有中华医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以及协和董事会某些华人董事们(如刘瑞恒、翁文灏,颜福庆)的不同意见。

  由此盖亦有深意焉,是作为本土人士的胡适在多种场合为协和辩护,极力维护其医学精英教育的声誉,并认为这种精深专业研究就应是中国学术未来发展之方向。1929年12月15日,胡适与当时几位反对中医,倡扬西医的风云人物——陈方之、余云岫等人同饭。谈及在华西医时,胡适认为今日上海、北京的德、法两国医生以人命为儿戏,多不记载病历,要求病人复诊时带着最初开的药方,称“美国新式医生最可靠,因为他们对于每一病人皆有详细记载,留作历史参考,即此一端,便可效法。” 这指的是至今还被奉为协和“三件宝”之一的病历书写。再至1934年5月11日,胡适谈及在华外人的教育机构,凡能集中精力专办一件事,必有好成绩,其势力自然放射出来,且不可压抑。他的举证是:“成都的牙科与北平的协和医校,是其二例。”

  协和的治疗也有出疵漏的时候。1932年年初,胡适因肚子痛而住进了协和,做了盲肠手术。拆线之后,伤口久不愈合,每天要抽脓,不知原因何在。一位很有经验的护士,用热手巾继续不断地在创口上熨烫,方才一天天好起来。最后发现创口有纱布留下的一条细纱,取出之后,不几天伤口就收口了。时隔三十年之后,胡适与时任秘书的胡颂平谈及此事,说在协和住了四十五天,外面已经有人在骂协和了,然手术主刀的是位工作认真的美国教授。胡适的伤口没有愈合,协和院长天天来探望。胡适叮嘱他不要让主刀的美国教授知道此事,说:“我怎么可以让外人知道久不收口的原因,我关照他们切莫宣布。”

  1936年3月,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在衡阳抢救无效辞世;胡适认为主要是由于铁路局医生、教会医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所致,如果要送到协和可能就不至于此。胡适就此写道:“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实际上,几年前的1931年6月10日,胡适在应邀为协和毕业典礼所做的讲演中就已有类似的强调。这篇英文讲演的题目是“医生、传教士和科学家”(the Doctor, the Missionary and the Scientist),宗旨是指出仅仅满足于当一位好大夫是不够的,协和毕业生应像传教士那样,不只是在屋顶上宣扬教义,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些缺医少药的土地和人民。就此,胡适列举了某些留学美国之人,在美国大学曾做出过骄人的成绩,回国之后却令人痛心地放弃了。在胡适看来,原因在于他们仅满足于教书和当个小官员,将实验室的技艺替换成只能带来片刻欢愉的麻将牌。所以,胡适呼吁协和毕业生,如果将来行医,应当勇于前往那些天花、疟疾肆虐,庸医盛行,及对现代防疫愚昧无知的内陆地区;如果投身精深医学研究,应对科学持有传教士般的专注和虔诚。

  重要的是,胡适与顾临都期望通过医学将科学精神启蒙中国民众,并植入中国社会。1932年12月7日,顾临致函胡适,说把曾担任过莱比锡大学医学史教授,此时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西格里斯博士(Henry S. Sigerist)的Man and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Knowledge(《人与医学:医学知识导引》)一书寄给了他。顾临写道:自己读过此书之后,觉得很好,遂介绍给协和的一些华人教授和外国教授。他们读过之后,认为应当译成中文,以让更多中国人阅读。

  顾临请胡适看看此书,如果同意他的意见,帮忙找一位译者,专业术语可以请协和教授帮忙。 后来,胡适为此书中译本撰写了序言,说不仅学医之人,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读此书。胡适认为这部书的好处全在于历史叙述法,国人可以了解新医学的病理学,诊断方法,治疗方法,预防方法的来龙去脉。在胡适看来:除了可以学得如何做病人之外,国人还可以了解到医学的“每一种新发展,不能孤立,必定有他的文化背景,必定是那个文化背景的产儿;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知识阶级,决不会产生出一个佛萨利司(Vesalius),更不会产生一个哈维(Harvey),更不会产生一个巴斯脱(Pasteur)或一个郭霍(Koch)。”

  与顾临交往过的人,大多很尊重他,但很少有人喜欢他。因为他的接人待物古板、直率而缺乏圆通。1933年至1934年,顾临因想压缩基督教教义课程,以及反对削减协和预算,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紧张到了无法相互忍受的地步。6月,顾临不得不在罗氏驻华医社高层示意之下提出辞呈。这份辞呈被接受之后,协和的中美教授召开了会议,每位成员签名要求校董事会予以挽留。几天后,协和董事会也召开会议,一致决议致电纽约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而明确表明不赞成态度。

  这封以董事会主席周诒春发出的电报,称中国知识界和政界都认为顾临的管理很成功,所有重大事情征求了校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强调“我们认为他的离开对协和来说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顾临自然也不愿意离开倾注全部心血的协和,想方设法做了些疏通工作。他多年的老朋友,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也以个人名义,前往纽约进行游说。施肇基对中华医学基金会高层说顾临是美国利益和信心在华北的重要象征,其离职将让人们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产生更多猜疑和不满。然而,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洛克菲勒二世决心已定,不为所动。 1935年6月29日,顾临最后一次参加了协和董事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会散后,我们去和他告别,很觉难过。”

  再可以表明胡适不满来自于纽约的权力干预,或还可将我们的叙述延伸至1947年3月。那时胡适当选了协和董事会主席,协和也有了首位华人校长李宗恩(1894-1962),其致电在纽约的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帕克(Phile W. Parker),提出了这两个隔洋相望的机构如何更好相处的问题。由于这是一封请求更多拨款的电报,胡适的语气颇为委婉、客气和礼貌,然他期望改变以往的垂直从属关系,建立一种双方能够更多分享、互信,以及互相尊重的平行伙伴(partnership)机制。胡适明确表示协和董事会愿意进一步加强与该机构的友好关系,指出由于这两个董事会在地理上处在世界两端,对当下面临的许多问题肯定有不同立场。胡适希望带着善意和理解,推进双方的“携手合作”(together we can work) 。

  逮至顾临离职,以及随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适离开北平而前往美国之时,协和在规模、影响和国际声望方面,已处于其历史上第一个黄金鼎盛期。它的“在地化”和“本土化”,自然也获得了不可逆和长足的进展。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统计数据,是1920年在协和华人及西人教职员之比是6/22、正教授是0/8、副教授是0/3;1936年的同样数字之比则是102/22、5/8和10/3。 协和教授已是以协和自己培养的华人学者为主体。

  就此而言,我们或不该“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地将协和的“在地化”和“本土化”视为若干固定、僵硬的刻板印象,而应将之定义为一个无限开放、无限容纳,自然也是一种颇为多元和多面的历史实践。在1929年4月协和新选出的董事中,除了六名西人之外,还有包括胡适在内的总共七名华人。 这其中只有胡适是学界之人,其对协和“在地化”和“本土化”的推动,更多来自身为学者的那份坚持和期望。概言之,他力求保持协和在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精致、优质和完美,并使之尽可能对接当时正在萌芽的现代中国精深研究,以最大限度发挥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这可正是百年来中国学术念兹在兹的矢志以求。早在1909年2月,洛克菲勒家族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那时中国尚无现代精深研究之踪影,他们会见最重要教育官员张之洞,听到是其对在华美国教席学术水平不高,都只是二流学者的抱怨。几乎同时代表团还会见了学部右侍郎严修,也了解到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在华教会学校很少开设数理课程,也不太讲授科学知识的批评。

  逮至胡适那个年代,随着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中国现代精深研究已经起步,故他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陈援庵先生问,“‘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而且,胡适最亲密同仁傅斯年提出的“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也受到其高度认可和赞同。正如1931年3月14日,胡适应邀前往顾临家午餐。饭后胡适谈及一个其动议由中华文化教会基金会拨巨款资助,以提升北大科学研究的计划而让顾临“很满意”。 这项动议内容包括设立专职研究教授、扩充图书、仪器及相关设备、提供专项助学金和奖学金,且范围涵盖物理、化学、生物等所有基础文理学科,目的在于尽快促成北大由教学型大学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转捩。由此说来,不论“在地化”,抑或“本土化”,最高境界不就是要用行动证明当地社会或本土文化并非麻木迟钝、冥顽不灵;而是能够站起来、追上去,成为与外来优质文化或学术机构携手并进的同行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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